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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故乡为背景的创作———走近李锐之二 |
| 来源: 自贡日报 时间: 2008-4-8 15:54:00 进入论坛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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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涌/文·图
李锐说过，他的两部关于银城的小说，即《旧址》和《银城故事》，属于虚构的城市和故事，但它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以自己的故乡为背景。
为李锐认同的故乡有两个，一个是插队落户六年多的吕梁山，一个是祖籍所在地自贡，显然，作为他创作的《旧址》和《银城故事》的背景的“故乡”，是后者。前者，则是他的成名作《厚土》系列及《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等的“背景”。如果要考究李锐《旧址》、《银城故事》两部作品更宽泛的“背景”的历史，那就遗憾地发现其绝大多数日子都凋零于刀枪交加的战乱和政治高压的动乱。所以，他这两部作品中好的、不好的乃至中性的人物皆或先或后地死去了。一个个悲凉的故事尾巴，有让人心动、心酸、心寒以至于心窒息的余韵无尽的艺术震撼力。
这位祖藉自贡的杰出作家，为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01年12月8日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撰写的演讲中，有一段精辟的文字：
“不错，古往今来，文学的存在从来没有减少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人间苦难。可文学的存在却一直在证明着剥夺、压迫的残忍，一直在证明着被苦难所熬煎的生命的可贵，一直在证明着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证明着生命本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或许，不经过那场烧毁文明的浩劫，李锐的成才方向是科学家，而不是文学家。那场吞噬大地的红色烈焰呼啸而来，他的人生道路出现了拐点，他欲速不达的脚步来不及跨进大学，便被放逐到遥远的山乡。心中理想失去了金色的光环，青春岁月不再飘溢红玫瑰的芬芳，他经历了一段长长的风雨扑面的凄迷和泥泞陷足的逆旅。沉重地修补地球，慷慨地挥洒汗珠，孤独地数点星星，他京城的“家”已被销了户籍，山村的“家”又一时难以相互认同，一份漂泊者的乡愁弥漫胸怀，不安于现在却看不到未来，只有文学能给躁动的苦涩心灵带来片刻的宁静与超脱，他最初的创作实际上是对绝望的突围，是寻觅知音的诉求。“国家不幸作家幸”，这并非戏语，它不仅在19世纪中后期的俄罗斯涌现的伟大作家群中得到印证，也在李锐身上得到印证。等到十年浩劫过去，中华民族终于踏平坎坷迈上复兴坦途，而伴随敞开的国门出现的拜金主义、拜权主义、拜欲主义，李锐作为中华文化在纯文学领域的矢志不渝的坚守者，带着独立苍茫的孤傲，拓着荒，播着种，默默地耕耘，默默地收获。
在最近一段“寻根之旅”的日子里，李锐以他渊博的学识，犀利的目光，理性的思辨，儒雅的言谈，以及无比热爱父母之邦和中华文化的深沉情怀，赢得了许多家乡人的掌声、赞语和敬重。尤其是在李锐离开自贡的前夜，王爷庙开完茶话会后，市、区领导和文化人成群结队地沿着滨江路为他和他妻子蒋韵送行，可真胜似古人“长亭更短亭”的依依惜别。
假使，《旧址》是李锐的家族史演绎拓展的故事，他父母的踪影在其间若隐若现；那么，《银城故事》则是他从历史的长河随意掬起的一捧浪花，不过是借助家乡作背景，让想象中的英雄和枭雄串演一台如歌如泣的戏剧。早在1989年3月底到5月初，李锐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在美国游历了40天。这次，他在行程末参加了东道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柏利纳斯镇举办的“中国文化研究会”上，听到一位也是来自他国的白皮肤的教授，以鄙夷的口气挖苦中国人，甚至说，他认识的中国艺术家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创作怎么才能讨外国人喜欢。”一席话刺疼了“洋装虽然穿在身”却不改变一颗“中国心”的血性作家，等到第二天轮到李锐发言，他不失尊严地告诉那位教授：“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想过外国人喜欢不喜欢！”李锐坦诚地向与会者说：“我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些吕梁山区的农民，他们手上的镰刀还是新石器时期就定型的，他们播种的耧还是两千年前西汉人赵过发明的，他们每天用来填饱肚子的食物是玉米面窝窝和马铃薯——他们自己管那叫山药蛋。但是，坐在牛车上用玉米面窝窝、山药蛋填肚子的人，和坐在汽车里用汉堡包、热狗、牛奶、鸡蛋填肚子的人都是人，他们在人的意义上是一样的，是平等的。”李锐和吕梁山的农民度过了一段相濡以沫、甘苦与共得岁月，他懂得感恩，懂得回报，他每一篇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既闪烁才华，又浸透良知。他的作品既有下里巴人的朴实，又不输阳春白雪的高雅，富有超越国界的艺术魅力。李锐为家乡自贡已经奉献两部长篇，《银城故事》还即将由著名作家马烽的女儿段惠芳（随母姓）执导拍摄成30集连续剧，无疑是着意为自己父母的故乡——印制了一张国际性交往的城市名片。
“肯定凡俗不是肯定世俗，肯定市民不是肯定市侩。”在所谓全球化的今天，华语文学依然没能在世界文坛赢得应有的地位，甚至于没有非主流和弱势的尴尬。李锐以哲人般的目光冷峻观察着，他的笔调散发出指责丑陋的辛辣：“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一步跨进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了精神的侏儒们，却又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李锐坚持用方块文字深刻地变现自己，他在国际论坛上朗声说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堪与大批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比肩；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作品《红楼梦》，绝不比大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逊色。而他自己，也被中外文化人赞赏有加，被评论界称为“与沈从文、老舍、巴金等大师齐名”的“最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他妻子蒋韵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红学家”，她对富顺乡土作家说：“最好的女权文学是《红楼梦》，没有一个人像曹雪芹那样去珍惜，他用自己的笔把短暂而易逝的少女之美写到了极致，把它变成了人类审美的最高理想，变成了一种追求，变成了一种世界之美。”
李锐和蒋韵以他们美奂美仑的作品，冲淡了无数读者的寂寞，满足了无数读者的渴望。他们没有去自我炫耀，去哗众取宠，却以对历史、对生活、对读者的一片真诚，博得了读者由衷的敬爱。
李锐夫妇的背影已经远了，望不见了，我们期待他俩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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